在这个以和平为主题的年代，战争却依旧存在，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战争对参与战斗的军人所带来的痛苦更是无法估量。

　　美国陆军第一步兵师第四旅，时间为2007年4月5日，当时他们正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区艾尔杜拉的集市上站岗，以保护美国驻伊拉克大使Ryan Crocker的安全。

　　无论是从战场上荣归故里的老兵，还是即将奔赴沙场的新兵，都正经历或有可能经历因战争而产生的外伤性神经症，无数退役老兵因无法忍受其痛苦而迷失自我乃至选择自杀。深部脑刺激（DBS）技术的发展为士兵们带来了一线生机，那么这一技术又是否真的能为他们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呢？

　　据兰德公司（RAND）200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阿富汗及伊拉克战场上重返故乡的退伍军人中，多达20%的军人都患有外伤性神经症（PTSD）或重型抑郁症。他们大多常做噩梦，总是不断回忆起战场上的种种经历，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现有的药物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无济于事。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表示：2010年，平均每天就有至少22名退伍军人自杀身亡。如果读过Jen Percy的着作《恶魔营地》（Demon Camp）还会发现，部分退伍军人还曾选择以驱魔的方式来减轻PTSD带来的痛苦。

　　研发能够治疗PTSD这类神经功能障碍的新型设备，是奥巴马“大脑计划”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决定在未来五年内为此投资7千万美元。而其中最令DARPA感兴趣的技术即为深部脑刺激（DBS）疗法。DBS是指在患者的头盖骨处切开小口，再由此将一个超薄电极植入到患者脑部特定的脑区，由一根与外界绝缘的金属丝将植入的电极与皮肤内的电池组相连，继而电池组则通过这一金属丝向大脑发送电脉冲。

　　为缓解帕金森症、癫痫及重型抑郁症的症状，如今全球已有近10万患者接受了DBS疗法的治疗。还有证据表明，DBS对PTSD的治疗也大有裨益。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PTSD所出现的症状是因杏仁核极度活跃所引起，而DBS能有效地降低杏仁核的活跃度。在对患有PTSD的动物进行实验后证实，目前用于治疗PTSD所采用的选择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剂，治疗效果并没有DBS理想。

　　DARPA的子网络项目旨在开发能对大脑子网络区的神经活动进行分析的新型神经技术，从而研发能为患者量身定制的新一代疗法。

　　DARPA希望能研发出新一代深部脑刺激术（DBS ），从而使这一技术不再需要医生手动记录扫描结果，同时满足以下两点：a）能通过神经信号记录系统实时读取并监控大脑活动；b）利用电刺激自动调节大脑内的活动。

　　DARPA曾公开表明，其目的旨在治愈被PTSD及其余一些类似神经功能障碍所折磨的士兵。然而从理论上来说，一旦DBS 研发成功，就有可能用于提前增强士兵大脑的抵抗力。举例来说，DBS 可能作为PTSD的“预防针”。倘若某位士兵的近期经历有可能成为一件创伤事件，那么使用DBS 则能对杏仁核内的情绪反应进行检测及分类。这就如同海啸警报，可以分为多个级别。假如检测到的情绪反应属于等级 4，那么它将自动把杏仁核的活跃度降低至更低的水平。而当检测到的情绪反应达到等级5时，则会将杏仁核的活跃度降低为零。

　　当人们记忆中的情绪反应强度被减弱时，这一记忆也就不太可能被加深为长时记忆了。确实，为降低心理创伤出现的可能，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β-受体阻滞剂心得安都曾用于降低记忆中的情绪强度。通过对大脑的实时监控以及必要时对大脑活动的调节，DBS 可能在减少副作用的同时变得日益精准有效。

　　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MGH）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将结合商用现货电极以及德拉珀实验室公司（Draper Labs）所设计的传统技术，从而开发全新系统。他们所设计的方案将致力于制造具有超低剖面且密封性极佳的接口设备，确保其可以通过电感耦合而重复充电。

　　一旦DBS 研发成功，就有可能用于调节其它类型的情绪。倘若某位士兵即将登上战场，DBS 即可通过增加士兵体内的肾上腺素以减少或根除其内心的恐惧，同时增加其勇气，这就如同部分士兵所使用的安非他明这类精神性药物。对动物模型进行的研究表明，在背侧纹状体区域采用DBS疗法能减少其恐惧感。

　　正如任一种新型生物技术的发展一样，DBS 的发展也会引发一些常见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比如其安全性及风险性。同时，DBS 还有可能面临如今DBS所遇到的伦理问题，如其可靠性及对过去的疏离感。举例来说，部分患者在接受DBS疗法之后称：“被疾病折磨的这么多年里，我感觉自己一直在睡梦中，如今终于可以找回自己应有的生活。”还有些人则说：“我甚至都不认识如今的自己了。”

　　因此，我们需要对DBS 所带来的裨益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即曲解或误导患者对自身的认识）进行权衡。与此同时，事实证明DBS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或积极影响。在接受DBS疗法之后，部分帕金森病患者不再有恐惧感，但同时也失去了积极生活的激情，而另一些帕金森病患者的症状虽然没有在接受治疗后得到缓解，但自身感觉却非常好，心情也更加愉悦。这种种情况使得DBS 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未来技术。

　　不过，即使DBS 的安全性有保障，人们也必定会担心士兵们是否会被迫使用这类能对大脑活动进行调节的技术。假如只有在清楚地告知了士兵们DBS 的利弊，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对他们进行DBS 处理。这些与伦理道德相关的顾虑又是否能解决呢？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即使告知了他们其中的利弊，征求了他们的同意，其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强制成分。军事命令也分等级，这就可能使“同意”远非自愿。倘若下达命令的警官极力主张士兵们接受DBS 技术，那么这难道不会影响下级官员所做的选择吗？并且，其中还可能还伴有因同伴而产生的或小或大的压力。士兵们同意接受DBS 的原因或许仅仅在于他们不想让同行的士兵们失望。同时，倘若某位士兵拒绝接受DBS ，那么相对其他士兵来说他也就可能处于竞争劣势。面对压力时，接受了DBS 的士兵也许会更加可靠，也就更有可能受命担负更多的责任。

　　运动场上禁止使用类固醇，那么我们能否禁止DBS 在战场上的使用呢？这到底可行与否我们还不得而知。如今能助士兵们一臂之力的物品已经有许多，如夜视镜、阿帕奇直升机以及能提高士兵们警惕性的莫达非尼和能让士兵们集中注意力的利他林等药物。并且，在运动场上禁止使用兴奋剂是为了追求公平，但这样的理由并不能改变士兵或国家机构的决定。士兵们难道真的会为了战场上的公平而自愿放弃使用更为先进的作战武器吗？更重要的是，假如参战的一方已经拥有这一技术且要将其采用，那么这也必定会促使另一方使用该技术。

　　有些人或许还担心DBS 会使原本就冷酷无情的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这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顾虑，到时候先进技术也就可能逐渐成为“技术”难题。

　　能降低甚至磨灭道德感的大脑植入法从道德上来说难以令人接受，并且其目的也并非在此。因此，我们必须尽力确保研发的这一类大脑植入技术不会带来不良影响。就目前而言，也许我们所研发的大脑植入术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或许也就足以成为禁止将这一技术投入使用的理由。而真正令人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倘若这一技术被进一步完善，让使用了这一大脑植入术的士兵们只会在适时，且有充分理由时才以恰当的方式杀死他人，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有关士兵们对这一技术的使用，我们是否仍会有伦理道德方面的顾虑呢？

　　作者简介：马修廖（S. Matthew Liao） 是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硕士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该校生物伦理学中心副主任、生物伦理学专业的临床副教授；2006—2009年在牛津大学哲学院任“全新生物科学的伦理研究项目”的副主任及James Martin高级研究员；2003—200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观研究中做Harold T. Shapiro研究员；同时于2004—200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Greenwall研究员及乔治城大学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2007年5月，他成立了Ethics Etc，即一个让人们为讨论当代道德哲学及其它相关领域的问题而写博客的组织。他所感兴趣的话题众多，其中包括伦理学、认识论、玄学、道德心理研究以及生物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