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企业家王均瑶的英年早逝，使许多熟悉他和不熟悉他

　　的企业管理者们深感震撼。 人们在惊诧、惋惜、感叹之时，痛心地感受到生命原来可以如
 
此脆弱，人生可以是如此短暂，而一个人的成功与地位竟可以与健康完全不成正比。

　　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压力

　　从哪里来？

　　笔者在过去几年中，对国内企业主管，尤其是高层主管进行了采访和调查表取样调查，发现国内的企业管理者普遍经历着如下职业压力源：

　　● 工作复杂性

　　● 工作负荷

　　● 工作的无疆域性

　　● 对他人承负的责任

　　● 人际关系

　　● 工作角色模糊不清

　　● 工作角色冲突

　　在上述压力源中，“工作复杂性” 、“工作负荷” 、“责任” 、“工作角色模糊不清”和“工作角色冲突”，是在西方有关压力的文献中常见的管理者压力源。由此可见，这些压力源有可能体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群体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在工作性质和环境上的相似之处。

　　“工作的无疆域性”则是我们在国内研究中发现的独特压力源。它主要体现在，管理者的工作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没有疆域，如“我的工作需要我在班后也要与工作单位保持联系”、“我没有正常和固定的上班时间。为了在限期内完成工作，我常常超时工作”、“我的工作需要我在班后也必须回与工作有关的电子邮件、电话或者呼机”、“我常常在下班时把没有干完的工作带回家去干”……

　　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没完没了的工作是他们的职业特点。有人举例说，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再累，一天八小时以外，人的身心都走出了工作的疆域，他们回到家可以休息、打打麻将、看看电视。相反，管理者回到家里，脑子仍停不下来。企业有事能不去吗？计划没做完能不加班吗？一天到晚脑子都在紧张地思考，哪怕躺到了床上，仍难以松弛下来。

　　“人际关系”亦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重要压力源，尤其是当人际关系对管理者的工作或个人前途形成影响之际，如“感受到在提职晋升中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际关系”、“在工作中常面临坚持原则和维护关系的两难困境”、“人事间的内耗浪费了太多的人力资源”。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管理者的职业倦怠有直接的关系，并使管理者日渐感到孤独和寂寞。

　　数年的调查中，笔者观察到管理者群体日渐年轻化。然而，即使是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2岁的管理者群体样板，也自我报告出各种各样与工作压力直接有关的生理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脂肪肝、糖尿病、腰椎颈椎病、胃溃疡等，并有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忧郁、焦躁、疲惫、过劳等心理症状。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管理人员非常认同吃苦玩命式的工作态度，对健康管理知之甚少，对自身的健康状态亦不甚在意。如此高压力的工作，如此低密度的心理保健，必将对健康造成损害。

　　压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压力问题有更深层的文化、 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原因。

　　文化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全社会每个人的心底都铺垫了有关压力的基本概念。这种基本概念赋予心理疾病一个负面的内涵。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已阐明：“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传统观念给予“阳刚气”的人（尤其是男人） 很高的评价。许多词汇，如“刚强”、“坚强”、“有承担”、“是条汉子”、“打碎了牙咽进肚里”，都是赞扬那些能独自承负压力的人。在这样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我国的人文环境对压力和心理疾病有三大“缺乏”：

　　● 对心理疾病的成因缺乏认识。

　　● 对心理病患者缺乏认同。

　　● 对心理健康管理缺乏系统性的手段。

　　心理疾病的形成和生理疾病一样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是基因、免疫系统、性格、环境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有关心理疾病成因的科普宣传十分有限，人们对此缺乏了解，常常把心理疾病和患者的意志、品质联系起来。例如，同事中有人患了晚期癌症，大家都会十分同情和惋惜，但若有同事精神分裂， 则可能得到全然不同的社会眼光。 最普遍的反应是，“早就知道他是个脆弱的人”，“这人心胸狭窄，没有肚量”。心理疾病患者和亲属往往得不到充分的社会支持和同情，还常常受到歧视和非议。因此，许多患者有病不愿看，许多家属亦千方百计地帮助患者隐瞒病情，从而错过了治疗的最好时机。

　　美国有人做过不同族裔对精神病态度的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不同族裔对压力及精神病的反应截然不同。中国移民持回避和否认的态度，他们的早期寻求帮助率（有了精神病症状后寻求专业人士咨询和辅导的比率）最低；而一旦不得不求医，病情往往已趋于恶化。与此相反，居住在美国的欧洲移民和本地居民对精神病采取了较能接受和理解的态度。他们有了病症会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因而早期治愈率较高。

　　在2003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全国3000多名企业经营者进行的调查中，87%的企业经营者感到“压力很大”，许多人反映他们有一系列的心理健康不佳的症状，但是只有2.6%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在心情不佳时寻找心理咨询专家，而有42%的人选择“独自忍受”。

　　中国人对心理疾病讳疾忌医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文化中家庭关系密切和面子观念强烈所造成的。家庭关系密切使得家人承担起照顾病患者的责任，面子观念强烈使得亲人们感到“家丑不可外扬”，有问题可以关起门来解决。需要指出的事，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疾病也是病，需要专业人士的药物或心理辅导等各方面的帮助。亲人提供的亲情帮助或可缓解病情，但难以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相反，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强烈的文化，亲人之间并没有照顾病患的责任，而且对家族颜面的顾及也比较淡漠。因此，病人首先想到的是专业和社会的救助，而不是来自亲人的关怀。正是文化差异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 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在西方是社会问题和企业问题，而在中国主要是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

　　舆论环境

　　对社会主义、英雄主义的教育一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私无畏，到“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鞠躬尽瘁，我们的社会所宣传的先进人物往往具有为了工作而不顾健康的特点。焦裕禄为了兰考人民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用硬物顶着剧痛的肝脏坚持办公的形象激励了中国三代人。逝者已去，精神长存。但在缅怀英雄、感戴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时，我们也应该质疑这些政治宣传的全面性。什么是生命的价值？英雄是否应该忽视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关切自身是否与为社会奉献相冲突？我们的舆论环境在不经意中导致了两个误区：

　　● 身体是自己的，工作是为社会和他人的。

　　● 一个真正忘我无私的劳动者应可牺牲自身的健康和福祉为社会服务。

　　无可置疑，以上两点在危机关头（如抗洪抢险、解救煤矿井下遇难工人）是非常贴切的，但是它们不应成为从事日常工作的管理者的行为准则。既然企业管理者往往决定着企业的成败，他们的健康和高效便不再仅仅是他们的私利，而同时是企业和社会的利益所在。如果小车可以时时检修和加油，使用寿命当可更长；如果焦裕禄的病情可以得到及早的诊断和治疗，他当可为兰考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管理者的才干，他们的健康应得到最大可能的关注和关爱。

　　我们的舆论应该不仅仅宣传那些将病假条藏起来而加班加点的事例（或许应减少此类宣传），还应该更多地宣传健康管理的概念和方法，使得管理者和其他劳动者都享有珍惜健康、尊重生命的心灵自由，而且认同为社会奉献不应该要求以自身的健康为抵押。 换言之，健康和奉献不仅是可以兼容的，而且前者更是后者的保障。

　　社会环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企业管理者作为改革开放中事业有成的群体，备受瞩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房有车，拥有的生活水准比大部分人要好得多。然而，在企业管理者风光、洒脱的背后，常有他人难以想像的社会压力。

　　在今日的中国，职业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地位标志。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者，作为事业成功人士，往往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只能上，不能下”的期许。与此同时，社会竞争日趋激烈，高级管理人才之间的竞争尤为残酷。高层管理者的职业普遍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较复杂的职业技能、较快速的知识更新，同时也需要良好的人际网络支持。并不是每一个有才华又努力的管理者都有机会一直“向上走”。因而，大多数管理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难以掌控感。精神压力研究印证了不安全感和缺乏对未来的预测性，是最重要的压力源之一。

　　改革开放快速地破除了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人浮于事的人事资源管理体制。中国人作为劳动者的工作寿命被大大地缩短了，这加强了劳动者对成就和成功的紧迫感。这是一个年轻的时代，连30多岁的人们都开始感叹“已经老了”。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年，正在成为管理层的主体。知识在管理中的含量越大，终身学习的压力越大；许多管理者是“白天拼命工作，晚上拼命进修”。站在成功的风口浪尖上，后者涌涌而来，前方并无驿站。

　　社会转型的另一特点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快致富是中国人普遍的社会心理。从心理学分析来看，在人们的欲望迅速膨胀之时，收入的增加永远赶不上欲望的增长。因此，现代化初期个人财富上升之时，往往亦是人们普遍心灵受挫之际。换言之，从贫穷到脱贫的过程中，些微的物质生活改善可以给人带来很多欢愉，但从小康走向中产阶级，同样的钱能带来的满足感会逐渐下降。尤其是当人们对未来没有良好的掌控时，会更着眼于眼前利益，更容易对社会环境不满。因而，迅速富裕起来的管理者群体，可能会陷入一种“身份越主流，心态越边缘”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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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的压力和健康是一个极重要的社会问题。我国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对此问题的深入讨论和研究，而飞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又促成了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了解压力、控制压力、珍惜生命、管理健康，实在是当今管理者、研究者和全社会都要共同思考的大事。

　　国外企业管理者的压力状况

　　企业管理者的职业压力和健康问题是西方压力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有其重要的社会性。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促成了全社会的企业化运作，由此产生了庞大的管理者群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体力劳动的种类渐渐变少，强度也渐渐变弱，社会发展越来越倚重于管理型和智慧型的劳动，而这种劳动往往是高压力的。据美国劳动福利部门报告，美国社会劳动保险的支出大项已从蓝领工作的工伤与致残，转为对白领工作的压力致病的补偿。管理者群体的健康和高效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管理者群体的健康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管理者往往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其身心健康是他们最大限度发挥才干的基本保障。与一般员工相比，管理者从事的工作有许多特性，比如工作的复杂程度较高、承负的责任较重。这些特性可能对人的健康有着相当复杂的作用。

　　多年来，企业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同管理者工作的复杂性和责任性是这一职业的从业人员重要的激励因素，但对与此相伴而生的健康隐患知之甚少。最近20年来的研究揭示了管理工作的一些特点。比如，对他人承负的责任，是构成管理者精神压力的重要因素；长期从事紧张的企业管理工作，可能使人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从而造成精神倦怠以及一系列的心理和生理疾病。目前，西方研究领域已有大量数据显示管理者职业压力与健康之间的直接关系，企业界亦充分认识到管理者健康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因此，学术界与企业界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着重研究什么是管理者群体所承受的主要工作压力源，并设法加以预防和解决。

　　精神压力的另一个受关注因素是人与人之间在应对压力时表现出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表现在心理承受能力上，亦表现在行为和生理健康方面。同样从事高层主管这样的高压力工作，有的人游刃有余，沉着应对一切压力源，并适时地放松和调整；有的人则日日紧张，时时烦恼，以致心态失衡。面对重大的挫折失意，有的人可以自我排解，并寻求外界的支持和帮助；有的人则选择独吞苦果，钻牛角尖，甚至于濒于崩溃。这就说明，我们仅仅了解管理者群体共同经历的职业压力源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个体差异的主导因素。

　　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一系列的管理者个人特征因素（如性格、经历、价值观念）和环境因素（如社会支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压力源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压力问题的研究遍布有关的各个学科，如管理行为学、职业病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许多大型企业都设有专门帮助管理者和员工管理职业压力的职能部门，如压力管理办公室及员工协助项目（employee assistant program，EAP）。社会上亦有大量的心理咨询机构与精神压力分析机构，服务于有需要的员工和企业。可以说压力充斥着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引起了各行各业的高度关注。